科舉制雖然早已滅亡，但它的核心理念千百年來始終沒有消失——被中國人庸俗化的“教育改變生活”。同時，一個更大的悖論在等著我們：中國人利用教育（包含國際教育）“上位”的最終結果是成功嗎？
在留英海歸的校友聚會上，你總能發現英國大學官方笑容可掬地把一些“成功”人士請到台前，向校友、媒體誇讚一番，讓“小字輩”的海歸艷羨、追捧一番。
這裡的“成功”人士的標準一定是功利的：政府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、國內大學副校級以上高層、私人公司董事長、上市公司董事、事務所合夥人、全球500強高管、最差也是個某某單位部門總監或主任什麼的。
名頭大的校友讓英國大學臉上有光，日後找中國人捐助一下也有渠道。
約定俗成的“成功”就是以“名頭”來區分的。西方人也是這樣定義的，所以沒有名頭的就是nobody（什麼都不是）。用心理學家的話說，就是所謂“身份認同”。
“名頭”與“身份”把社會劃分成不同的階層，層級高的統治層級低的，基本社會結構幾千年來是沒有本質變化的。
如此清晰的社會規則，對人的誘惑力很大，特別是對身處惡劣的社會環境、天性又喜歡投機的中國人來說，爬向更高的社會層級是毋庸置疑的，至於如何實現這種“升級”，卻有著不同的路徑選擇。
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很早就把教育與社會地位的升遷結合在一起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在他的巨著《歷史研究》中，對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就開始推行的察舉制大加讚賞，認為中國人在兩千年前就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文官制度。
而所謂察舉制的核心，無外乎知識（舉秀才）與道德品質（舉孝廉）的考核，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中的重要參考指標。
後來發展起來的科舉制，最終確立了教育在社會層級競爭中不可動搖的地位。“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人生巨變，全靠“讀聖賢書”的教育理念和實踐來實現。
在這樣的製度下，從古至今，中國人的習慣思維是把教育功利化，讀書的出發點是“有用”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讀書能做官，做官能發財。
近代以來，中國人開始出國留學，儘管還不是主流，但“洋文憑”的誘惑仍然很大，直到現在，“留洋鍍金”還是通行的價值觀念。
所謂“鍍金”當然是依托國外學位找到好工作、得到好的升遷背景、取得好的競爭優勢。
中國社會不平等的競爭機制下，中國人的“鑽營”便愈發無孔不入。為了進入社會階梯的高點，他們不斷挖掘教育的剩餘價值。從雙語幼兒園到私立貴族小學，從重點中學到重點大學，從美國本科到英國碩士，所有的出發點只有一個：進入社會上層。
科舉制雖然名義上早已在一百年前滅亡，但它的核心理念千百年來始終沒有消失——被中國人庸俗化的“教育改變生活”。
而與此同時，一個更大的悖論在等著我們：中國人利用教育（包含國際教育）“上位”的最終結果是成功嗎？而約定俗成的“成功”就是成功嗎？
外在的目的就像一個遊戲，你可能會不斷地去玩，因為你喜歡它。但在你外在目的完全失敗的同時，你的內在目的有可能取得成功。反之，更常見的是外在很富裕，內心卻很貧乏。或者如耶穌所說：“贏了全世界，卻丟掉了靈魂。”
當然，最終所有的外在目的遲早都會失敗，這個道理很簡單，因為它們受萬物的無常規律的限制。儘早地意識到你外在的目的不會給你持久的滿足，[對你越有利。
我們（當然包括我自己）喜歡外在的、表象的“成功”，那是個沒人願意戳破的肥皂泡，在陽光下呈現出彩虹般的絢麗。
然而實際上，“成功”者對自己的“成功”出言愈發謹慎，甚至連中國首富馬雲也感嘆，自己最大的失誤就是建立了阿里巴巴。
為什麼？我覺得不是得便宜賣乖，而是“外在目的”與“內在目的”的矛盾。這個矛盾就是“成功”的代價。
如果你是政府高官，你可能需要全天候的工作狀態，直到退休；如果你是企業老闆，你肯定沒有太多犯錯誤的機會，每天走在盈利與虧損的分界線上；如果你是華爾街的投行經理，你應該準備好每天睡4個小時的工作強度，而且不靠吸食毒品能讓自己第二天充滿活力……
喜歡“過把癮”的中國人，如果知道上述的這些“代價”，你是否還會在中國科舉制的道路上不斷創新、甚至把洋文憑也吸納進來呢？